王凱：財富新觀念，創造新財富，大家好，我是王凱。我們都知道，中關村被譽為中國的硅谷，它曾創造過一系列的輝煌：每4.8分鐘誕生一家企業，每3.6天就有一家企業躋身年銷售收入超億元的行列。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締造這傳奇的一員。也許是太傳奇了，引起了國際軟件巨頭微軟公司的興趣。

　　2007年11月6日，美國微軟公司CEO鮑爾默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抵達北京，一下飛機便直奔北京昆侖飯店，在這里等候他的是中國用友軟件公司董事長王文京，雙方進行了一次中國本土最大的管理軟件公司與全球最大的軟件公司之間的最具分量的對話。

　　王文京：我們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話應該是在05年左右，也就是說兩三年前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包括微軟，包括其他一些歐美國際公司也曾經給我們拋過這種信息，甚至探討過，你愿不愿意出售你的股權，愿不愿意把你的公司賣給他們，他們來整體收購。

　　記者：當時自己什么想法？

　　王文京：當然這個我們自己決定當然不會賣么，就是完全并購這個方式我們從來沒有展開去談過，因為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意愿。

　　2005年微軟有意整體收購用友時，業界傳言當時的出價是10億美元，但這并沒有打動王文京的心。隨后2007年初，微軟又有意對用友進行戰略性投資，但最終仍然遭到王文京的委婉拒絕。一直參與談判的用友公司副總裁鄭雨林其實很清楚，在資本合作層面，用友公司，或者說王文京本人，都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底線。

　　鄭雨林：根本的分歧不是說在價錢，用友公司實際上一直在資本層面，相對來說，可以說保守，就是說我們從來不會在公司的主導權上有任何的談判余地。

　　雖然收購的意向沒有達成，戰略性投資的談判也破裂，盡管用友在資本層面兩次回絕了微軟，但微軟卻仍然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一方似乎是窮追不舍，另一方似乎是欲拒還迎，直到兩年后用友和微軟的手終于真正的握在了一起。用友成為了微軟在全球第12家、同時也是亞洲的唯一一家全球獨立軟件開發商合作伙伴。

　　王文京：因為微軟也希望進入企業軟件領域，另外在拓展中國市場、亞洲市場，那么它也需要一些在這個領域里邊做的很成功的公司，如果說能夠成為并購對象當然最好，如果不行成為伙伴也很好。

　　記者：和微軟形成伙伴關系之后，至于用友意味著什么？

　　王文京：這個合作就是從原來區域級到了總部級合作。也就是微軟最新的一些基于.net平臺的技術包括開發的工具，我們可以在我們新產品開發上可以最早的引用，而且在開發過程之中能夠得到它總部的一些相應專家直接的支持。

　　王凱：規模2億美元的用友對規模500億美元的微軟兩次說“NO”，卻仍然成為談判桌上的贏家，這與用友作為中國本土最大的管理軟件公司的地位不無關系。而能擁有這一切，在王文京看來，得從1988年北京展覽館舉辦的一次會議說起。

　　王文京：我是偷偷跑去聽的。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在機關，還沒有正式離開，因為我離開是10月15號，那個會是8月15號，所以我是偷偷跑去的。

　　記者：那一年你是24歲，24歲的時候創業的。

　　王文京：我是大學畢業的比較早，19歲大學就畢業了，畢業了就分到一個中央國家機關，在機關工作了五年。就像你說的也被評選過新長征突擊手

　　記者：那應該是個很高的榮譽了。

　　王文京：被破格漲過一級工資。但是工作了三四年之后自己感覺呢，那時候考慮是不是應該做實業，辦一個企業更符合自己的志向。

　　記者：是哪一年突然有這個想法？

　　王文京：應該是到了86年左右，因為那時候我們國家很多方面我覺得還是很開放的，包括新的思想、思潮。

　　王文京：那么到了88年，88年的時候國家國務院正式批準在北京成立一個叫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實驗區，就是今天中關村科技園區前身。

　　王文京：我印象很深的就是88年8月15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實驗區在那邊開過一次會，像是一次政策發布會，就在這個會上宣布了十八條政策，國務院批復的，鼓勵各種專業人員，特別是有技術的人員到這個地方來創辦新型體制的高科技企業。這個會聽完以后回去我就最后決定，給我們領導寫了一個辭職報告。

　　在那個年代放棄鐵飯碗，已經讓人很吃驚了，而王文京的辭職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王文京出生在江西上饒一個貧困的小山村。1977年當聽說恢復高考時，他才上初中三年級，卻隱約把成為一名大學生作為了自己的第一個夢想。兩年后，年僅15歲的王文京考上了江西財經大學，4年苦讀后，19歲進入國務院做公務員，到他22歲時，已經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務司的年輕干部。學而優則仕，貧苦孩子王文京讓很多人羨慕，從小山村進入國務院當國家干部，在那個年代無疑是躍過了龍門。

　　王文京：在我們老家那個鄉里邊，我們那年是唯一一個，然后大學畢業以后最后說要分到北京工作，而且是國務院直屬機關，在當地來講覺得這個都是太難得的一個發展趨向，所以在上北京這一天，當時鄉里的領導還專門找了一輛大客車把家里一些親戚朋友用大客車一塊拉到上饒，送我上火車。

　　記者：一輛大客車就為了送你一個人？

　　王文京：對。

　　記者：當聽說你要辭職，不吃皇糧的，要當一個個體戶，老家人當時聽到這個消息有沒有什么反饋？

　　王文京：那段時間正好我父親也在北京，他也是感到特別吃驚，國務院直屬機關多好啊，很多人想進都進不來，這么好的工作單位為什么要離開辭職，而且辭職以后，當時我的關系到了街道，就成了待業青年，要去做個體戶，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記者：你是怎么勸父親同意你這個決定或者理解你這個決定？

　　王文京：我就帶我父親，有一個周末就帶他到中關村這邊看，看了一些新發展起來的企業，跟他講，這邊這樣一些企業，現在發的前景，他們發展的方式啊，那么看了之后呢，應該說我父親對這個方面，原來一些顧慮，也打消了蠻多的顧慮。

　　記者：我聽說你到現在為止還保存著二十來本畢業的時候看的一些企業家的傳記。

　　王文京：對，我記得是二十本，就介紹美國和日本在19世紀下半頁和20世紀初一批美國和日本的創業家故事，他們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然后把一個產業把它創辦發展的很成功，這個故事對自己來講很受感染，因為感覺中國改革開放，我們很多情形跟19世紀的美國，20世紀初的日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就是這個社會大的創業環境和氛圍，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也能夠有機會成長出各行各業的很成功的創業家。

　　王凱：此時，王文京的內心激蕩著一個新的夢想——像那些世界級的企業家一樣，從無到有創辦一個自己的企業。其實在當時，很多人下海的人都掛靠一家國有企業，可是王文京卻注冊了一個在當時看來身份低級的個體戶？他這又是為什么呢？

　　王凱：話說王文京扔掉了鐵飯碗，躊躇滿志要做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家，不過他沒有想到，扔掉了國務院的鐵飯碗，自己并沒有成為想象中的企業老板，而是變成了在當時看來身份低級的個體戶。

　　王文京：我們88年的時候正式公司注冊在海淀區，我們叫服務社，不能叫公司，北京市海淀區雙榆樹用友財務軟件服務社，那個時候工商部門經常召集我們這些個體工商戶開會，我們一大屋子人，什么行業都有，除了賣服裝的、賣電子表、電器的，那就是修鞋的、修自行車的，但是我們在一塊開會我感覺特別好。

　　記者：為什么？

　　王文京：就是說，當時我結識一些，比如是像大中電器，當時它是賣音箱的，像科源飛機他開始是做飯館的，在中關村，做的很好，生意非常紅火，后面做飛機去了。我覺得這些人都很有能耐啊，而且大家都很好，就是憑自己的知識、能力勞動去生存去發展，我感覺特別好。

　　在當時的中關村，既有聯想那樣“戴紅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樣的集體企業，這樣的公司形態使得這些企業能夠共享到國有、或者集體單位的資源，順利度過創辦初期時的艱難。而在王文京眼中產權最明晰的個體戶其實得不到更多的政策優惠。不過，這個個體戶還偏偏被一家國營單位相中了，當年財政部會計司的科級干部許建鋼就做了月老想撮合雙方。

　　許建鋼：大概在(用友)公司成立了一兩年以后，這時候用友已經顯示出比較好的發展前景，有些機構就看到這個，就托我跟王總講，能不能在他這上面掛靠，他回答我不掛靠了，但是表示對人家感謝。

　　此時的中關村已經頗有點風云際會的味道。四通、信通、京海、科海等一大批民營科技公司已經成立，聞名中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步形成，北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成立也像是打了一針強心劑，這里的科技企業已經近兩百家。而就在這一派熱火朝天中，如果說大部分公司都將目光投向電腦硬件，王文京卻踏足了另外一片少人問津的領域——財務軟件！

　　王文京：我們沒有選擇做硬件，而是選擇了當時很艱難的做軟件，為什么呢？因為從事財務軟件我們就看到中國很多的企業單位、事業單位他們的財會工作，那個時候的方式還很原始，就是手工和算盤，但是我們感覺到他們要變，有這個需求，因為電腦出來了。84年、85年的時候PC開始出現，就是給這個行業的改變帶來一個機會，就是可以電腦化，所以我們當時覺得應該產生出專業的公司提供會計軟件、財務軟件。另外因素，我們也很清楚，到中關村的話，我們是第二撥，倒電腦，買賣電腦已經有大批公司要做了，我們到這邊做沒有什么優勢。

　　然而，軟件這條路王文京走得并不輕松，當時很多時候軟件都是隨硬件被免費搭出去，有的人甚至還沒有聽說過軟件這個詞。不過很快，王文京對市場的判斷就得到了印證。在這本講述用友二十年商業歷程的書里，專門提到了1989年12月9日財政部下發《會計核算軟件管理的幾項規定》，這項試行規定允許不同所有制的公司提供商品化的財務軟件，這種推進市場化的做法給當時的用友提供了破殼的機會。

　　王文京：后面我記得到了89年還是90年，當時我們跟國旅總社，就是國際旅行社總社，他們的財務我們賣了一套軟件給他，七千塊錢，我們營銷副總把七千塊錢拿回來的時候大家很高興，因為七千塊對我們來講就是很大的單子，就跟我們今天拿一個七百萬的單子概念是一樣的。

　　記者：那個時候有沒有給自己定一個目標？

　　王文京：定過，那時候其實我們公司沒有幾個人，后面到89年的話也就十多個人，那個時候我們定了一個目標就是，我記得就是，那時候做了一個十年規劃，十年后要達到三千萬。

　　記者：就是1999年

　　王文京：對，到1999年要達到三千萬的規模，那時候一千萬的規模在我們心目中是一個天文數字，要達到三千萬是很高的目標。

　　在那間只有9平米的小房間里，王文京不僅定了這個當時看起來似乎是遙不可及的數字目標，甚至他還為用友定了一個叫得更響更大的使命目標——發展民族軟件產業，推進中國管理現代化。那個1999年達到三千萬銷售額的數字目標實際上到了1995年就提前實現了，到1997年時用友的營業額已經超過了1億元，2007年用友的年銷售額更是超過了13億，當年那個使命目標王文京也一步一步地實現了。

　　王凱：如今回顧這段發展歷程，王文京的一位員工告訴我們，他們公司的檔案室里保存著一份珍貴的文件，用他們內部人的話說，如果沒有這份文件，或許就沒有用友軟件的今天，這是一份什么樣的文件？又怎么能決定一個公司的發展命運呢？

　　王凱：上節我們說到一份對王文京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文件，這就要回顧到1996年，當時王文京的用友軟件形勢一片大好，但他卻突然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公司轉型。而這個重大的決定，僅僅是因為一句偶然聽到的話。

　　王文京：那一年夏天走到東莞，東莞我們當地合作伙伴的老總跟我講，他說現在在東莞我們的財務軟件已經越來越不好賣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確實很震驚。因為東莞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走的比較前的。

　　記者：比較前沿的

　　王文京：對。很多當地的公司它的選擇，它的趨向代表了未來其它很多地區的選擇和趨向。所以當時一聽我確實感覺這個問題很大。

　　此時，距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還有3年時間，但是歐美的跨國公司已經開始將生產制造環節向珠江三角洲轉移，同時來自于臺灣、香港的外資企業也不斷向這里遷移。尤其在東莞、深圳這樣的城市，生產制造行業已經形成產業集群。而這次東莞之行，這里市場發生的悄然變化，都令王文京似乎感覺到了一次來自于地殼深處的震動。盡管此時用友在市場份額上依然遙遙領先，但他卻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斷。

　　鄭雨林：我們公司的成長性也非常好，社會輿論都非常好。就在財務軟件市場還在成長的時期，王總就有這樣一個論斷，就說獨立的財務軟件公司未來將不復存在。

　　王文京：那次之后就安排公司相關人員做了專項調研，在這個調研基礎上當時我們就做一個決定，從財務軟件向ERP、新企業管理軟件轉型。

　　也許任何一種變革都勢必要承受各種壓力，不過王文京沒有想到，這種壓力會持續十年。用友自主研發的一款企業管理軟件，歷時三年，耗資上億，其間還經歷了幾次員工的集體跳槽，上市后卻持續七年虧損。當周圍的人多次建議放棄這款產品時，王文京卻始終沒有動搖。而正是這次轉型，使得用友從全國財務軟件市場的老大，又一躍成為了中國管理軟件行業的領跑者。

　　記者：你是不是這次轉變之后甩掉了很多平時的競爭對手？

　　王文京：你說的這個情況大致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就發生了，那么一批只有財務軟件、沒有別的管理軟件公司最后成活不下去了，有的是倒閉了，有的是轉行了，有的被我們收購了。我們是02年，成為中國ERP管理軟件市場的第一。

　　如果說王文京對于市場的判斷讓人稱道，那么他與創業伙伴蘇啟強的分手更令人稱奇。兩個人既是同事，又一同辭職合伙創業。當蘇啟強有意離開時，他在用友占有的股份幾乎與王文京不相上下。在見慣了分分合合、吵吵鬧鬧的中關村，這樣的分手就意味著一場激烈的紛爭。

　　王文京：那個時候就是說蘇總自己也在思考，做了五年軟件之后他發現做軟件開發企業壓力比較大，但是社會上缺做軟件銷售的企業，所以我們也比較自然，我就用友在這邊繼續做，蘇總去創辦一個新的企業，原來在用友這邊的，我們共同合作的股份，大家以一個合適的價值做一個處置。

　　王凱：王文京和蘇啟強的分手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樣充滿紛爭，王文京只是支付了一筆規模不小的現金買回了蘇啟強的股份，但這個舉動卻讓他在當時幾乎連工資都發不出來。盡管如此，直到現在，他們倆一起創業的照片還一直掛在公司最醒目的位置。該是誰的就是誰的，包括榮譽，這種分手在王文京看來似乎就是這么簡單。

　　在這簡單的背后，其實是兩個人在經營思路上的分歧。大凡分手總難免要帶上幾許紛爭，而他們看起來卻分得如此輕松。很多人將此歸功于用友在產權上的清晰。而事實上，分家，帶走了現金，卻留下了品牌和發展基礎。人們不禁要問，同樣面臨國內外強勁的競爭、面臨創業伙伴的離去和紛繁復雜的市場環境，用友為何能成為例外？

　　王超，《IT經理世界》雜志創始人之一，曾經跟蹤采訪王文京多年，對于這個被媒體普遍稱之為枯燥的采訪對象，他有著自己的體會。

　　王超：你看用友發展的歷程，他每一步都踩在點上。這里面也是有一個他性格的特點，就是專注度非常高，注意力非常集中。一個人如果注意力不夠集中，他對機會的把握，對事情的判斷就會大打折扣，無論多聰明，但王文京專心致志就做好自己的企業，這種專注度保證他能夠捕捉住機會，把握住節奏。

　　多年以來，用友似乎一直只是專注于做好自己，在軟件行業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里，王文京很少提及競爭對手。然而，2007年起，王文京似乎變得一反常態，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國際管理軟件廠商的商業模式，這背后，很多人都在揣測王文京的真正意圖究竟何在。

　　王文京：這是因為我們確確實實看到國際廠商，在中國的一些國際廠商，他們的產品解決方案和他們的服務模式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的背后，就是我們作為本土廠商的機會所在。

　　記者：這是不是說明你們看到了一片新的領域？

　　王文京：我覺得今天形成這樣一個格局和要求。比如說在高端市場，我們全國的客戶已經超過三千家，那么國際的廠商在中國它絕對沒這個數量，我們在數量上已經超過它。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提出客戶經營的戰略，也就是我們第二次轉型。就是要從原來的傳統經營，解決方案經營，往以客戶為中心的，基于全面企業應用服務的客戶經營模式轉型。那么通過這樣一種商業模式，建立起我們更大的一個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轉型的成功實現，把用友發展成一個世界前三的管理軟件提供商。

　　2007年3月22日，用友軟件園正式開園，這里是亞洲乃至亞太地區最大的管理軟件產業基地——用友軟件園，規劃總面積達到了40萬平方米，能容納1.2萬人同時辦公。如今，在這個軟件園里，王文京正編織著他的世界級軟件企業的夢想。

　　王文京：企業它也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它是需要夢想驅動的，當年我們的夢想是要發展民族軟件產業，推進中國管理現代化；今天我們的夢想就是要用信息技術推動商業和社會進步，在此基礎上把用友發展成一個世界級的軟件公司。

　　王凱：從發現市場而投身商海，到從單純財務軟件轉型為群面的管理軟件公司，再到如今的世界級軟件公司的夢想，在一次次市場搏殺的前夜，王文京內心的暗流激蕩可想而知。有人說王文京過得很累，我不敢妄自揣測，但對一個懷抱偉大夢想的企業家，什么又叫輕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