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是“邊境碳調節措施”的主要呼吁國，在《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中已明確表示，自2020年1月1日起，未實施碳減排政策的國家，需要先向美國購買碳排放配額和碳排放許可，其產品才能進入美國市場。 

　　閔森表示，一旦美國“邊境碳調節措施”實施后，我國出口量占優的紡織業、化學制品、煉焦業、石油及核燃料工業等23大行業將悉數受到影響，約占出口總額的30.9%，其中影響最大的部門是煉焦部門，調整后的關稅額占出口總額高達63.4%，電力、熱力的生產供應業調整后的關稅額占出口總額的38.8%，石油及核燃料加工業的關稅占比為27.1%，肥料制造業的關稅占比為22.4%，有色金屬冶煉、黑色金屬礦采等11個部門關稅占比逾10%。值得注意的是，因被強制征收碳關稅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所謂的高耗能、高排放的資源性產品，由于我國紡織品出口總額較大，整個行業受影響也很大。 

　　原首鋼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戴國慶表示，我國鋼材出口國主要還是以韓國、東南亞為主，鋼材直接受到碳關稅的影響可能短期內不明顯，但是鋼材制成品輸往歐美地區，而鋼材的碳排放量或將被計算到這類產品中，鋼材下游企業受到影響較大。 

　　美國消費 中國埋單的陰謀 

　　“我們承擔了美國消費品的碳排放，卻還要為其埋單，這等于是雙重壓榨。”在閔森看來，歐美提出的碳關稅征收協議顯然不符合《京都議定書》。 

　　福建一家家具廠商的負責人也告訴記者，該廠家具是依照美國的設計圖，用德國生產的上等木材、越南的五金把手進行組裝而成。“我們就是把零部件都裝起來，再運回美國，他們是最終消費者。”在這位負責人看來，需要注意的是，美國作為最終消費者，卻沒有承擔制造家具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碳排放量被分別轉移到了德國、越南和中國，保證了其國內的環境競爭力。然而美國卻還要對進口家具征收碳關稅。 

　　“美國人均碳排放量為19噸/人，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28噸/人，因此不得不在國內實施減排和環境治理措施。但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并未采取同樣的減排措施，這讓美國很‘苦惱’。”閔森認為，在上述背景下，美國給出的實施碳關稅的理由便顯得有些“立牌坊”：一方面，擔心公平貿易規則被破壞，未實施減排措施的國家的產品因未承擔碳成本而具備低價競爭優勢，國際之間將形成不公平競爭環境；另一方面，又擔心全球環境進一步惡化，本國高耗能企業向沒有執行減排措施的國家轉移，在別的國家形成“污染天堂”，造成全球碳排放增加。 

　　“但在看似環保的借口下，暗伏的卻是發達國家謀求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制高點的目的。”武漢大學國際經濟法研究室主任黃志雄認為，所謂的“公平貿易”實質是美國通過碳關稅杠桿將本國的碳成本轉移到其他國家產品上；所謂的“全球環境治理”實質是美國避免本國企業向別國轉移，帶走技術和GDP。而這部分稅收，可以為其創造一個新的稅源，讓其補貼國內企業。 

　　“碳關稅能夠幫助美國等發達國家達到一般貿易保護手段所不能達到的目標，事實上已經演變為發展權與主導權之爭，是發達國家建立霸權的新方式。”在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看來，發達國家已進入輕型化經濟，我國正處于重工業化發展的快車道，一半依靠煤炭等化石能源，在同樣的碳標準下必然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解除發達國家的競爭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