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擔憂是，房地產（市場發展）不可能為土壤污染買單，靠房地產帶動起來的土壤修復市場不是可持續的，土壤修復需建立責任機制。

而農田關乎糧食安全，農田污染的治理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更加迫切。

高勝達告訴早報記者，農業污染已存在很多年，農田污染是伴隨著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而加劇的。土壤污染具有移動性，工業用地受到污染，污染物通過大氣和水循環進而污染農田。

今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雜志在一則報道中援引農業部全國農技推廣中心高級農藝師陳志群的話稱，由于農藥、化肥和工業導致的土壤污染，中國糧食每年減產100億公斤。

“土壤治理不要有

‘救火員’心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蔣建國說，“美國土壤修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已經30多年，他們的機制也沒有想象的那么順利。美國有個國家優先名錄，有1600個污染場地優先修復，但到現在還沒完全弄完。”

土壤污染會潛伏很多年，受重金屬污染嚴重的土壤甚至無法靠自身修復功能回到健康狀態。污染土壤的修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中國的土壤污染具有自身特性。據高勝達介紹，歐洲各國在輕工業和重工業上具有分工協作的特點，因此土壤污染種類不全。而中國產業比較齊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土壤污染種類全面，污染富集時間長，中國的土壤污染“比較重比較復雜”。

眼下，工業產業的轉移又給土壤治理添加了新的隱患。

據介紹，中國工業轉移有兩大趨勢：一是從城區轉向郊區，一是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轉移。如果沒有很好的約束機制，未來這些地區的土壤或將成為工業發展新的犧牲品。

高勝達特別提到，“中國工業在不斷地向低成本的中部、西部轉移，這些地區環境脆弱，許多還是江河湖海水源的發源地。這些地區的經濟未來二三十年可能得到了發展，但留下的環境問題可能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更長的時間�！�

“現在來說，治理污染土壤有意義，但重要的還是防范�！备邉龠_說，不要等到污染了再去治理，不要有“救火員”的心態。

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美國經歷”或可作為他山之石。

20世紀80年代，美國啟動了超級基金，這些基金由環境稅、石油稅等組成，專門用于治理污染土壤。那時，美國仍有許多制造業。

高勝達稱，從那個時候，美國的污染源就在減少，同時還在修復污染的土地，而中國的污染在增加，并且當時土壤污染問題還沒被關注到。

蔣建國則指出，“美國土壤修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已經30多年，他們的機制也沒有想象的那么順利。當時超級基金設立的時候，美國有個國家優先名錄，有1600個污染場地優先修復，但到現在還沒完全弄完，污染程度非常高的污染土地到現在還沒完全修復好。”

蔣建國認為，中國也可以設立類似的基金，但土壤修復的盤子非常大，不是幾十億元或幾百億元就能解決的問題。

“中國現在沒法律逼迫

天天喊清潔生產沒用”

“一些外企到中國建廠，它們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檢測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評估報告。在撤資的時候再對土壤和地下水進行評估，與此前的評估作對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現問題，它們就修復。”中國環境修復產業聯盟秘書長高勝達說。

一個基金顯然難以包攬所有問題。防范和建立相關標準，被不少業內人士視作土壤治理的當務之急。

據介紹，在美國，針對土壤污染有專門法規，規定企業如果不再使用某塊土地時，要檢測評估其是否符合生態安全標準，若不符合，企業必須修復這塊使用過的土地。

“一些外企到中國建廠，它們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檢測使用土地的土壤和地下水，保留評估報告。在撤資的時候再對土壤和地下水進行評估，與此前的評估作對比，如果土壤和地下水出現問題，它們就修復。如果沒有問題，評估的報告也算留有證據�！备邉龠_指出，中國的企業缺乏這樣的意識。

他建議，不論是政府收儲土地，還是企業使用土地，都要有責任意識。中國應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在土地交易和使用中，土地的折損價值是需要買單的，收儲土地就要把責任一并收了。

“國外投資者的這種意識也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法律逼迫的。中國現在沒有這個逼迫，天天喊著清潔生產是沒有用的。”高勝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