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德清海久電池公司被曝向村莊排放污水致數十名村民血鉛超標，公司的解釋是因為“職工下班離廠沒有洗澡換衣服”，是偶發事件，而當地環評部門和政府對其環境影響問題早已知情。（5月15日《北京晨報》）

　　看到海久堪稱“輝煌”的歷史，不得不說，這樣的解釋不荒唐。在2010年年初，環評部門和當地政府便已知曉海久公司存在環境問題，然而浙江省環保廳官網上卻顯示為“項目建設符合城市總體規劃和生態功能區劃要求”，順利通過了上市環保審查。既然海久公司有能力讓程序上極為嚴格的上市環保審查形同虛設，隨便找個借口搪塞一下村民，又何足掛齒？

　　德清不是第一個因為污染而被關注的小城，在環境污染版圖上，安徽懷寧，浙江臺州，湖南常德……從2009年至今，我國已連續發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屬污染事件。“重金屬污染”昭示著不發達地區工業化進程的艱難起步，也見證著鄉村的日益凋零，以及包括生存權在內的公民基本權利的萎縮。

　　荒唐的不是污染企業經不起常識推敲的解釋，而是已然喪失執政倫理和道德底線的權力。在每一個重金屬污染的地區都能發現，本該為民做主的政府成為污染企業的娘家人，本該擔當環境污染監管之責的環保部門，卻淪為污染企業的最佳搭檔。權力失范之下，博弈的失衡在所難免，那些污染企業要么毫發無損，要么被重拿輕放。

　　可怕的不是政府在某一種行為上誤入歧途，而是整個執政倫理和價值觀扭曲。“上市和百姓健康哪個更重要？”地方政府之所以選擇前者，并非頭腦發熱，而是因為他們堅信，這才是權衡利弊之后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在這個價值顛倒的語境下，一些地方政府恐怕已經無力回答：什么事情是不荒唐的。

　　“人沒了，發展還有什么意義”，這是《人民日報》一篇評論文章的標題。這樣的發問是殘酷的，但毫無疑問，這樣的發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具有普遍而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