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環保部門能力建設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財政投入。首先是監測能力。其次是環境突發事故應急處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訊、現場監測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還有人員培訓。最后是風險預警方面的基礎研究、規劃設計、政策調研等。

　　呂忠梅：財政補貼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去搞環境治理，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把環境作為公共產品去投錢，會造成企業和老百姓搭便車，最終“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百姓受害”。政府應該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通過排污收費和未來征收的環保稅，實現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避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情況發生。

　　此外，政府應該加大環境基準研究方面的投入。我們要搞清楚中國目前的環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納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線”定在哪里？地方環保部門在轄區內怎樣監管才算“執行到位”？

　　“十二五”要“賺快錢”還是“賺慢錢”？

　　《經濟參考報》：此前多位專家向本報表示，隨著今年“工業穩增長”被放在突出位置，工業節能形勢將更加嚴峻。“保出口”的外貿政策也不利于對“兩高一資”產品取消出口關稅。那么如何評估今年乃至整個“十二五”的節能減排形勢？

　　王玉慶：實際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G D P同比增速目標從往年的8%左右調低到7.5%，透露出一個信號———“穩增長”不一定就要“穩住8%甚至10%的增長”，從而為民生投入、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留下一定空間。不要把“保出口”“增就業”與節能減排對立起來。相反，環保投入既有社會效益，又能通過環保產業發展形成經濟效益，近幾年環保產業每年同比增長15%以上，高于G D P增速。

　　不過，今年要全面完成節能減排指標，難度相當大。

　　在節能方面，結構調整力度如果不夠，高耗能行業如果高位運行，第三產業占比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光靠關停一些小項目，節能目標將很難完成。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房地產、交通運輸等基建項目對鋼鐵、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還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財政和政績因素影響，各省都在上工業項目，產業集中度不夠高，落后產能淘汰力度不夠大，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能耗較高、治污較難。

　　在環保尤其是氮氧化物減排目標方面，去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很多環保工程的設計研究和建設運營需要一定時間，要到后三年才能顯現效果。比如煤電脫硝，既有成本難題，又有技術難題。近幾年汽車銷量大增，石油消耗較快，今年的環保形勢仍不樂觀，重點是打好基礎、政策到位，明年環保形勢才有望改善。

　　《經濟參考報》：有的污染企業會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賺了錢；我們搞環保要投入很大的資金，成本都轉嫁到產品里，在市場上就沒有競爭力了。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朱國平：中國企業過去靠消耗資源、污染環境和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創造微薄的利潤。這個時代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國家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社會，非常及時。

　　如果產值和環境只能“二選一”，我們會首先選擇環境。飛達集團每年用在污水處理、煙塵處理、環境美化等方面的環保投入，占到集團總投入的5%，基本改變了“臟亂差”的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

　　現在結構性招工難，員工對工作挑挑揀揀。只有企業環境好了，員工健康幸福了，企業才能養得了員工，招得了員工，成為“百年老店”。實際上，隨著國家環保標準和監管越來越嚴，環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