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被認為是生態經濟學和循環經濟理念的最早倡導者。他于1965年和1966年先后發表《地球像一艘宇宙飛船》和《未來宇宙飛船地球經濟學》兩篇文章，首次從經濟發展的視角系統闡述了地球容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奠定了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在此之后，生態經濟學在西方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1982年召開的第一次生態學和經濟學的跨學科國際學術會議標志著生態經濟學的誕生。受鮑爾丁的啟發，1990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和克里·特納在《自然資源和環境經濟學》一書中首先提出“循環經濟”的術語。1994年9月，德國政府頒布并在1996年10月開始實施《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這是發達國家第一次正式就發展循環經濟問題立法。

　　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國。2003年，英國頒布《能源白皮書》(英國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成為世界上最早提出“低碳經濟”的國家。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經濟社會。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行動不斷深入，低碳發展道路在國際上越來越受到青睞，并逐步形成了全球共識。

　　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和低碳經濟都是20世紀后半期產生的新的經濟形態，是對人類和自然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總結的成果，也是人類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中陷入環境危機、資源危機和生存危機之后深刻反省自身發展模式并不斷改進的產物。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本質上就是生態經濟，是經濟活動的生態化過程；綠色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低碳經濟是綠色經濟在微觀層次上的體現；而循環經濟則是支撐低碳經濟、通向綠色經濟、實現經濟活動生態化的生產方式、發展方式。

　　問題的關鍵并不僅僅在于響應生態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還是低碳經濟，更重要的是要認清發達國家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背后所代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認清這些經濟模式的目標都是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觀念轉變實現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過渡，這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發展綠色經濟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然選擇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處在經濟成長重要階段的中國，其經濟增長的每一個舉動都與世界市場及世界經濟政治局勢密切相關。因為西方世界崛起包括現實發展，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國家消耗占世界80％的資源和污染環境為條件的，如今同樣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也要“崛起”，那么按照西方經驗，中國也一定要爭奪世界資源和污染環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就是按這種邏輯來對待中國的。如2001年布什政府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就是以“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為重要理由的。

　　然而，問題的真正關鍵并不在于美國作為公約締約國拒簽《議定書》，也不在于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國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而在于《議定書》給予發展中國家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豁免期截止到2012年，《巴厘島路線圖》(2007.簡稱《路線圖》)指明2009年就要把“后京都時代”國際氣候制度談判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所必須承擔的義務上。可以肯定，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新經濟體、較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在今年就要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了。

　　與此同時，我國在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方面依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目前我國COD和SO2的排放總量已遠遠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自然生態環境將難以承受繼續增大的壓力。如果我們依然不能擺脫資源能源密集型經濟增長方式，依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依然堅持現行的產品、產業、污染排放控制標準，那么，即使實現了污染源的達標排放，要實現排放總量削減10％的目標依然壓力巨大。因為數據表明，按GDP年均增幅8％計，即使單位GDP能耗實現降低20％的目標，那么到2010年全國能源消耗總量還將比2005年增加18％，能源消費對環境的壓力仍然是持續增大的。

　　在筆者看來，不管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有多么嚴重，也不管我國保增長、促就業的壓力有多么巨大，擺在全世界和中國人面前最大的危機依然是資源、環境、生態問題。因此，如何在資本主導型、利潤主導性、GDP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機制下，借助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實現低碳經濟增長目標，這是科學發展觀視域下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的目標，發展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發展綠色經濟，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之路。

　　節能減排依然是當前工作重中之重

　　能源與環境問題密不可分，都是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課題，發展綠色經濟首當其沖便要處理能源環境國際化問題，這就需要政府積極準備應對，需要有一個整體戰略。目前，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和傳統能源價格的不斷高漲，全世界都將目光聚焦在新能源開發上，其中美國的能源新政尤為突出。在4月22日“地球日”演講中，美國總統奧巴馬講到:“哪個國家在清潔能源技術中領先，哪個國家就將引領21世紀的全球經濟。”2009年美國的經濟恢復與再投資計劃為新能源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保證，能源部可使用資金高達380億美元，其中能源保護與可再生能源開發占168億美元，而在2010年美國能源部用于支持新能源計劃的預算為264億美元。

　　中國的新能源政策可追溯至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近年來新能源發展規劃已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國家級戰略藍圖之一，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也隨之異軍突起，中國政府用于新能源領域的投資每年增幅都在20％以上，2008年對新能源企業的資金扶持規模達到38億元。今年年初，新能源發展正式被納入國家十大產業規劃，新能源發展規劃即將出臺。在大好形勢下，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引導下，大家不約而同地將新能源產業視為搶占未來經濟發展制高點的必勝法寶，都希望放手一搏，在這場新能源產業的角逐中“拔得頭籌”。然而過度關注明天，往往忽視了眼下。我們不得不理性地看待中國當前的國情，以免在爭先恐后中遺漏了自己最急需的東西。

　　從自然稟賦上來看，我國煤炭消費量占世界煤炭消費量的27％，是全世界少有的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大國；雖然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努力，但至今在我國一次性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中，煤炭的比重仍高達69％。按權威人士的看法，到2050年或更晚些時候，煤炭仍將是我國能源的主力；在各種化石燃料中，煤炭燃燒對溫室氣體增長的貢獻率較高，比石油高29％，比天然氣高69％。這種能源格局使得我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能源轉型更非易事。

　　從技術方面來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還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綠色技術和綠色裝備。這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國在新能源開發上無疑有其自身的優勢:長期以來的技術和產品積累，使得美國新能源生產已經實現工業化，此外還有外包生產；產品定價和使用能源費用方面，由于美國人均收入較高，無論是提價還是政府采取財政補貼都有較大的空間。與之相比，我國在發展新能源產業的道路上面臨的阻礙更多，而新能源技術本身的技術難度、自然依賴性、不穩定性、前期巨資消耗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正如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所指出的，發展新能源存在技術制約、成本較高、政策不完善等問題和困難，應該量力而行、循序漸進。

　　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隨著“后京都時代”的到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多次重申發展中國家也應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而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國際壓力自然也很大。這就意味著，當下中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在嚴峻的形勢下應對即將到來的減排責任。而新能源產業顯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難解燃眉之急。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能源開發是發展綠色經濟的兩大關鍵領域，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仍然是我國短期內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而清潔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適宜作為中長期目標進行規劃發展。